中美政治体制比力——七权分工vs.三权分立
【编者按】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自身历史实践的产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政治模式。与此同时，差别政治体制又需要面临一些配合的问题，并探索出种种方案。人类不光可以有最不坏的政治，还可以追求更好的政治，不光要限制坏人做坏事，更要勉励好人做好事。
在中美战略竞争条件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具有自身奇特的优势，能够有效支撑恒久的中美战略竞争。本文凭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治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0讲的现场讲话整理，主题为“ 中美政治体制比力：七权分工vs.三权分立”，内容已经本人审定。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人被难题困扰的时候，就如同被绳索捆绑一样，[1]而人被错误的观点困扰的时候，也像被符咒催眠一样，转动不得。西方主流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经常会贴两个“符咒”：一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被归纳综合为六个特征：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单一的公共政党，其典型特征是一人独断向导；通过技术垄断了对流传前言的控制权；通过权要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秘密警员体制；垄断武装气力。
[2]由于中国开国初学习和引进了苏联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体制一度也被视为“极权主义”，高度集中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党政军组织对于国家举行全盘控制，[3]全能型国家权力控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极权主义”观点由于其浓重的意识形态建构色彩，日益丧失其解释能力，对于解释中国政治体制这一标签更是缺乏说服力。
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影响，更多是基于发动与说服，而不是极权主义理论所形貌的单向的中央极权控制，六十年月后期袒露出来的高层政治之间的分歧也使得研究者认识到并不存在单一的权力控制体系。七十年月以后，西方学者有时机亲身视察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革新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大部门西方学者都认识到不能将中国政治体制归入“极权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类型。二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极权主义”解释失效之后，“威权主义”分析成为西方政治学分析中国政治体制的主流观点。[4]这一理论认为中国作为向现代作为转型期的国家，社会气力逐步开始壮大，可是在传统权威衰落的历程中，需要国家权威保持其转型历程的稳定，从而泛起了过渡型的威权主义政体。
这是最盛行的一种说法，现在还很是形貌中国政治体制最常见的标签。这甚至不能视为他们看待中国必带的有色眼镜，王绍光将它称为随处乱贴的狗皮膏药。[5]我们只要做个简朴检索就可以发现，在中国研究上威权主义的标签被贴的随处都是，有社会运动、媒体商业化、地方分权革新政策历程等等都被贴上了形形色色的威权主义标签。
[6]而且这个标签不光贴在中国政治体制上，只要不被认为西方认可的政治体制，都可能被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例如，新加坡被称为法制下的威权主义，土耳其、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以及冷战后的混淆政体都被放到威权主义这个大筐里。[7]威权主义是分辨率很低的理论。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释现实，然而在解释中国政治体制上，威权主义已经泛起令人尴尬的逆境。学者们发现这个威权主义名词已经无法恰当的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乞灵于限定语，从而泛起了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形形色色威权主义的形貌，我们做了统计，或许三十多个“威权主义”。[8]有意思的是限定语和主语之间通常是矛盾的，威权主义是贬义词，而限定语正当的、卖力任的、到场性的、回应性的威权、有韧性的、适应性的、弹性的威权等，却大多是褒义词，以试图修正威权主义难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成就与活力，把中国形貌为不那么坏的坏制度。
打个例如，在座有长得很是英俊的男生，可是你先给他叫一个“丑八怪”，但又以为差池，就改为身材挺拔的丑八怪、气质儒雅的丑八怪、风姿潇洒的丑八怪、学问渊博的丑八怪等等自相矛盾的形貌。基础上不是限定语的问题，而是威权主义这个主格词自己就是错误的，就如同王绍光所招呼的，是时候扬弃用这一过时的观点来形貌中国体制了。
本讲座在前期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体制举行新归纳综合即“七权分工”体制，[9]并从政治运行原则、政府官员发生方式与政策变迁三个方面，将中国的“七权分工”与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举行了比力，为中美战略博弈提供政治体制分析配景。在中美战略竞争条件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具有自身奇特的优势，能够有效支撑恒久的中美战略竞争。
一、中国“七权分工”政治体制本文基于中国的实践，将中国政治体制归纳综合为“七权分工”。（见图1）“七权分工”体制差别于“三权分立”，也差别于议行合一体制，国家权力组成不是分立关系而是分工关系。包罗三类分工：其一是职能分工；其二是 “大权”与“小权”的纵向分工；其三是权力运行链条分工。
从职能分工来看，七个系统行使性质差别的权力。第一是党中央的向导权，第二是全国人大立法权，第三是国务院行政权，第四是中央军委军事权，第五是纪检监察委监察权，第六是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权，第七是全国政协协商权。固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差别分支的权力存在交织、协调与制约。
从纵向分工来看，总体上是三层结构。党的向导权处于纵向权力分工的最顶层，是一种统合性权力，对整个国家生长偏向起到引领功效，对其他六项国家权力具有支配和统合功效。全国人大立法权与全国政协协商权处于纵向权力分工第二层，全国人大立法权也是一项统合性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大任免，“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发生，对它卖力，受它监视”。
[10]全国政协也在党的向导下推行协商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军事权处于纵向权力分工的第三层，在党的统一向导下运作，并对立法权卖力，受它的监视。
从权力运行链条分工来看，包罗决议、执行与监视的分工。党中央的向导权、全国人大立法权与全国政协协商权，总体上是决议环节权力，配合保障决议科学化；国务院行政权与中央军委军事权总体上属于国务执行与军务执行权力，保障决议有力地实施；最高法与最高检司法权与纪检监察委监察权，总体上属于监视环节的权力，以保障国家执法与党内法例有效实施，制止权力滥用。“七权分工”是中国实际政治权力架构。
七项国家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有明确体现，党的向导权在《宪法》总纲中基础性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权、纪检监察委监察权、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权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明确划定，政协协商权在《宪法》的序言中明确体现。十九届党中央总体上是基于七个权力系统举行分工的，政治局常委、在中央事情的政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处于这七个权力系统之中。
（见表1）同时，中央一级国家机构也漫衍在这七个权力系统中。党中央是我国最高政治向导气力的中枢，党中央在国家中行使向导权。党的向导权处于七个权力系统的焦点职位，党对于国家的向导权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条理体现的：首先是党中央处于国家决议中枢职位。
政治局常委与政治委员兼任各国家机构向导人，政治局常委会集会与政治局委员会集会，自己就成为国家的最高国务集会。其次是“三驾马车”合一的制度摆设。
经由恒久探索，我国形成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与军委主席合一的制度摆设，这自己就是党对国家向导权简直认。第三，党对其他国家权力分支的向导。
通过委员会制度、向导小组制度、党组制度，以及党中央关于各领域的事情集会等制度摆设，使得党中央能够对各权力分支实现全面向导。对于立法权引导其到场决议协商，形成决议共识，审议通过党提出的建议与主张；对于行政权通过党政分工不离开的方式，使得党的目标政策获得有效贯彻实施；对于监察权通过纪律监察一体化运行，实现党的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有机融合；对于军事权通过“党指挥枪”体制，实现直接向导、绝对向导；对于司法权主要是向导司法机关正确贯彻党的门路、目标，不详细干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于协商权，引导其围绕党中央确定的中心与大局开展参政议政事情。第四，党的向导权系统自己的向导性职能。
党管门路、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十九届党中央有2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其他4名政治局委员处于向导权系统中。党中央向导系统有24其中央一级机构。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狭义立法权包罗创制具有执法功效规范的权能，广义立法权包罗以狭义立法权为中心的全部职权，主要有立法权、选举权、决议权与监视权。立法权系统有一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另一名政治局委员。
立法权系统有15其中央一级国家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向导的多党互助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11]全国政协协商权是一种话语权，指在政治历程中，提供意见建议、到场决议、共商国是。
除了政治协商之外，政协还具有民主监视、参政议政的职能。协商权系统有一名政治局常委，协商权系统有19其中央一级国家机构。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权，国务院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决议的最主要依托机关。
行政权无疑是最广泛的权力，涵盖了国家内政外交各项事务。两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另两名政治局委员处于行政权系统。行政系统中央一级国家机构65个，国务院直属机构10个、国务院特设机构1个、国务院服务机构2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元9个、国务院部委治理的国家局16个。
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的监察权是举行专责性监视的权力。中央纪委前身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它是党内监视的专责机关，对党的组织、党员向导干部、党员举行监视，主要职责是监视、执纪、问责。[12]国家监察委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举行监视的权力，主要职能包罗监视、观察与处置。[13]监察权系统中有1名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纪委书记）与8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权内设职能部门31个，直属机构9个。最高法与最高检行使司法权。
司法权是将执法适用于详细案件的专门化的运动。狭义的司法权只包罗审判权，而稍宽的界说包罗检察权。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我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执法监视机关，我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警员院是最高监察机关。[14]党对于司法权的向导主要是宏观向导，并不介入详细的个案，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司法权系统有一名政治局委员。
最高法内设机构24个，最高检内设机构19个。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军事权包罗军事建设、向导、指挥与执行，战争的决议与宣布“战争的决议权、宣布权、指挥权和执行权”[15]。
全国人大有决议战争与宁静的问题；国家主席宣布战争状态，公布发动令；国务院向导和治理国防建设工业；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导全国武装气力。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军事权系统中另有2名政治局委员。军事权系统中中央级机构有32个，其中：中央军委职能部门（15个）、武装气力（12个）、军事两院（2个）、直属院校（3个）。
二、分工协同 VS. 分权制衡对一个国家高度庞大的政治体制运行原则举行归纳综合是有庞大风险的，[16]本文目的不在于对于美国政治体制举行系统研究，而是希望能够提炼最关键的要素，以为中美政治体制比力提供战略视角。美国政治体制最焦点运行原则是分权制衡，这又包罗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分立。
麦迪逊说的“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真知灼见比分权更有内在价值，更能体现具有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卫士的权威。”[17]首先是职能分立：一项职能由一个政府分支推行。
每个分支只能推行它自己职能，而不能越权侵犯其他分支职能。美国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分支：第一分支是制定执法的分支，即国会行使的立法权；第二个分支是实施执法，即总统行使的行政权；第三是解释执法的分支，即法院的司法权。
其次要实现人事分立，一小我私家如果在其中一个政府分支任职，就不得同时在其他两个分支任职。[18]（二）是权力制衡。孟德斯鸠说：“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控制权力。”[19]麦迪逊说：“要防止几种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部门最保险的措施，就在于给予每个部门的向导以须要的宪法手段和小我私家念头来阻止其他部门做出逾越职权的事情……即必须以野心反抗野心。
”[20]美国不光把国家权力剖析到三个分支在其宪法中设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分支，同时还设计了相互制衡的政治权力架构。立法权可以制衡行政权，国会可以弹劾总统和其他联邦官员，批准联邦官员任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总统否决。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衡体现为批准联邦法官的任命，设置低于最高法院的法庭等。行政权可以制衡立法权，包罗提出立法议案、否决国会立法、召开国会特别集会等。
司法权可以通过宣布执法违宪与行政行为违宪，对立法权与行政权举行制衡。这种类似力学平衡的设计思想，在现实中难以运作，在实践历程美国政治权力运作大量是依靠差别权力分支的协调，而且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总统身上。虽然如此，总体上美国仍可以被视为高度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美国的过分分权制衡导致政府寸步难行，“议而不决”很难形成决议共识，“决而不行”形成政策共识后也很难形成团体行动。
被称为“否决政治”，福山说：“政府内部差别部门很容易相互动手脚。再加上政治的司法化，利益团体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团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
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许多，导致团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21]ThomasFriedman说：美国不再是民主政治，美国已经成为否决政治（vetocracy），这套体制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做任何事。
[22]这一点不光体现在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制衡，还体现在其他各方面。例如，联邦和州之间的制衡，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制衡，利益团体的掣肘等等。举一个高铁的例子，美国差不多和中国开始一起有高铁梦的，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多次谈到美国的高铁梦，例如2011年他说：“在未来25年里，我们的目的是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十年已往了，当中国梦变为了现实，而美国梦依然是遥不行及的梦。
中国今天高铁总里程已经到达3.5万公里，凌驾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而美国的高铁只有几百公里。中国京沪高铁建成只花了两年时间，而曾经雄心勃勃要成为美国高铁样板的加州高铁计划，十多年后已经成为特朗普所说的“世纪烂尾工程”。美国体制突出问题在于难以整合碎片化的利益与看法，“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每小我私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与主张，可是缺乏有效的气力来推动配合利益、配合主张与配合行动。
差别于美国分权制衡原则，中国政治体制运行原则是分工协同。这也包罗两个方面：（一）权力分工。与权力分立体制将国家权力裂解为差别的权力分支，各个权力分支有差别正当性泉源的思想差别，权力分工体制认为国家政权是整全的，分的部门是对于整体性权力授权下的治理权力的分工。
或者根据孙中山的表述是权能分治，[23]政权和主权是统一的，分工是指治权的分工。国家权力的整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最高政治向导气力，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基础利益与最广泛利益，其他国家权力分支在其统一向导下。其二，全国人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军事权由其发生并对其卖力。
差别于权力分立体制的职能分立与人事分立，权力分工不将权力彻底离开而是认可权力之间的交织与协调。首先体现为权力根据团体向导与分工卖力的方式运行，虽然各有权力分工，可是这种分工受制于团体向导，团体配合决议，各权力系统运行受到团体向导机制监视。其次，权力职能之间相互交织，党政权力之间难以离开，其他种种权力也多有交织。最后，人员在差别系统横向流动，差别权力的系统的公职人员都属于干部体系，可以跨部门的调动。
（二）职能协同。权力分立体制是通过将权力离开，并相互制衡，来实现野心对野心的反抗，[24]基本目的是为限制国家权力以制止其作恶，但却对团体行动组成了制约。
权力分工体制是通过权力的统合、交织来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分工与配合，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公共职能，基本目的是有效配比国家权力以促进配合体的善。差别权力分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围绕中心任务运行。
差别权力分支围绕中心大局开展事情，以保证分工体制能够高效运转，配合推动国家目的实现。权力运作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联合。
中国“七权分工”体制的优势在于具有更高效能，能够有效整合资源，配合推进国家目的实现。中国具有很强的国家目的实现能力，“十一五”计划22个指标完成了20个，“十二五”计划24个指标完成了23个。从“十三五”计划前三年实施情况来看，25项指标中22项希望到达或者凌驾预期进度，预计又是一个完成率很高的五年计划。
[25]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解决如何制止权力腐蚀的问题，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门路，因为那样会带来权力运行效率的下降，分权制衡在防止坏人做坏事的同时，也限制了好人做好事。中国在保证权力分工协作的同时，设立严密权力监视体系，“让人民监视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九大陈诉设计了一套上下、左右、内外，全方位的严密权力监视体系，包罗日常治理监视、巡视巡察监视、纪检监察监视、审计监视、党内监视、国家机关监视、民主监视、司法监视、群众监视、舆论监视等。
四中全会做了进一步制度与机制设计。既让好人做好事，同时又让坏人无法做坏事，从而去造就一种既高效又清廉的体制。监视思维是和互联网时代高度相应的，在这个时代监视者一定水平上会比被监视者更相识他自己，今天政府官员的出行、用餐、支付、转账等等都市留下数字痕迹，在数字之眼监控之下，任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灼烁网提供全程网络直播，详见『国情讲坛』灼烁网专题页 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三、竞争性选拔VS.竞争性选举美国国家向导人发生主要方式是竞争性选举，同时也通过任命、考试等方式选拔政府官员。
中国国家向导人发生主要方式是竞争性选拔，同时也通过选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政府官员。美国立法系统的议员、行政系统的总统都是通过竞争性选举发生。
众议院议员435人，任期2年，每两年投票选举一次，席位凭据各州人口分配。参议院议员100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每个州选出2名参议员。
总统任期4年，每4年选一次，选举团投票人票数多的获胜。除了竞争性选举之外，美国大量的官员是任命发生的。直到今天，大量的高级职位仍旧是由总统任命，总统可以任命7000名左右政府官员，包罗数百名联邦法官、军事和外交领域的最高向导，其中500名左右需要参议院批准。
[26]事实上，美国的政党分肥制并没有随着文官制度确立而被完全破除，总统决议任命通常会思量酬金他的支持者、推行自身政策意图等。特朗普内阁成员体现了很强的总统小我私家偏好，任命的内阁成员大多都是和他政见相投的，特朗普对这些官员的任免权运用是很是小我私家化的，美国许多高级官员是通过特朗普的推特才知道自己被免职了。虽然美国有《反裙带关系法》，可是这并不能阻挡特朗普将他的女婿库什纳任命为白宫的高级照料，进入行政权力中枢。
这在中国这种官员任免有严格资格限定，需要经由严格组织法式的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向导人发生是通过竞争性选拔体制，党政向导干部选拔任命，具有明确的基本条件、基本资格要求，需要逐级提拔，少数才气破格，需要通太过析研判和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议、公示等环节。同时，中国也使用选举的方式选拔公职人员，村委会、居委会的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代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各级国家机关事情人员划分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等也通过选举发生。中国的选举体制经常是和遴选联合在一起，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降生就是通过遴选跟选举相联合的方式。
[27]同时，另有考试的方法，通过公务员考试、事业单元考试、公然选聘等，一般有资历要求，通过公然考试择优录取。中国总体上是选贤任能的竞争性选拔制度。
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省级平均任职时间是是13.7年，正省级时间平均9.5年；十九届政治局常委省级平均任职时间是是14.5年，正省级时间平均8.5年。我国许多省就是几千万、上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上的大国的人口规模，治省就相当于治国，在熟悉地方情况后，还要通过政治委员的履历熟悉全国情况，才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习近平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省）、治省（11年，3个省），而且在党的系统、行政系统、人大系统、军队系统都经由历练，然后再到中央治国，同时在中央也履历了5年的历练，才担任国家最高向导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竞争性选拔体制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富厚的实践履历，更重要地是通过实践磨练，而不是通过选票磨练，通过层层历练、层层磨练、层层选拔才成为国家向导人。中国的竞争性选拔体制是一种筛选出实干的专业治国团队的选拔方式，正如李光耀所说，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良好的分子在掌舵。
相比之下，特朗普没有任何从政履历，就可以成为总统，这似乎有点违背知识，我们知道社会上任何职位，岂论是教师、医生、公务员，也包罗企业运营者，大多都要从低级职位一步步做起，可是美国总统这个职位似乎不需要任何职业履历的门槛与台阶，只要通过选举就可以一步登天，做到最高职位。美国的竞争性选举体制是一种“海选”体制，对于国集会员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只是一种基本资格的限定，一是年事门槛、二是公民权年限门槛，三是居住年限门槛，众议员最松、参议员其次，总统相对严格一点。固然，可能的制度逻辑是假设通过选举体制可以把不及格的人筛掉，把最强的人选出来。
然而，就如同美国有句话说的那样，“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诗写得好并纷歧定散文写得好，擅长选举，未必擅长治理；擅长治理，未必擅长选举。特朗普固然是很能打选战，善于利用议题、煽动力强、善于用新媒体、自带流量、高级黑，这些特质都是他能够在残酷的选战中屹立不倒，脱颖而出的原因，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也就善于治理国家。选举原是为了治理，可是今天已经异化为治理也是为了选举，需要在推特上不停吹嘘政绩、攻击政敌，以赢得下一轮选举。
最近发生了乌克兰选举假戏真做的事情，很好地体现了“海选”体制的异化。乌克兰拍了一部国民电视剧《人民公仆》，2019年剧中的男主角泽伦斯基，把自己的流量变现去到场选举，真的被选上了乌克兰第六任总统，而电视剧的事情室“Kvartal 95”组成了“人民公仆”党，成了执政党。孙中山很早就看出这种“海选”体制的重要缺陷在于对于候选人资格没有限制。他说“民选的流弊亦狠多……想调停他呢，单单限制选举人亦不是好底措施。
最好底措施就是限制被选举人。若没有一个尺度，单行普遍选举，毛病亦多。
兄弟想当议员仕宦的人，肯定要有才有德或有什么醒目，若是没有才没有德，又没有什么醒目，单靠有钱是不行的。”他提出了调停措施就是用考试，固然光是考试也是不行的，如果都用考试，就会造成不是干的好的人提升，是考的好的人提升，更合理的还是现在中国实行的，考试只是解决入口问题，提升还是要通过实践磨练来逐级选拔。
四、累积性调适VS.摇摆式调整所有政治体制都需要在延续和调整之间到达某种水平平衡。中国的体制是一种累积性的调适体制，中国共产党恒久执政，能够举行久远的战略谋划，能够几十年一贯地去追求国家目的的实现。
好比说，党的十九大陈诉提出了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今天提出来的，而是一以贯之。1964年我们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即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革新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今天把这个目的提前15年，2035年就实现这个目的，同时又提出2050年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能够几代人都连续追求现代化目的，每个五年计划迈上一个台阶去逐步实现现代化目的。同时中国体制也体现出很强的调适能力，能够与时俱进地不停推进厘革与调整，革新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排山倒海的变化，好像换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生着系统性、基础性的厘革。同时，中国的这种调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一棒又一棒的接力，革新前后两个阶段不是相互否认关系，而是接续关系。
十八大以来的变化也是如此，例如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五大生长理念，这自己就是对于科学生长观的延续与生长，提出了精准扶贫，并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这自己也是对几十年减贫成就基础上推进，是一种战略延续与生长。我们对五年计划（计划）指标测算讲明，平均有43%的指标泉源于上一个五年计划，而52%为新增指标。[28]美国几年一次的选举，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种调整机制，可是这种调整往往是一种摇摆式调整。
美国奥巴马总统离任前曾经说美国总统职位是接力赛，我们每小我私家对国家的责任都是有期限的，到点我就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棒。这一点没有疑问，问题在于特朗普接过棒之后并不往奥巴马原先跑的偏向跑，而是往相反的偏向跑，华盛顿当年说就指出两党轮流执政带来的问题，“一派轮流对另一派举行的统治，会因政党间反面而自然发生的复仇心成为苛政”。
[29]这个看法直到今天还是很中肯的。当年小布什上台之后推行ABC（All but Clinton）政策，什么都可以做，就是克林顿做过的事情不能做。到今天，特朗普政策还是如此，奥巴马所接纳医改、羁系政策，武器控制，气侯变化、外交、移民、种族、跨性别等全部被推翻，重新来过。这就会造成美国政策随着选举而泛起的摇摆效应，不光会造成政策左右摇摆，也会使得许多努力前功尽弃，不停折腾。
TPP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开始主导TPP战略，要比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早好几年，其时被认为是停止中国的重大地缘战略，可是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这即是奥巴马政府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现在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21世纪最有雄伟、最有影响的地缘生长倡议。五、结论与讨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自身历史实践的产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政治模式。与此同时，差别政治体制又需要面临一些配合的问题（例如政治体制的效率、防止权力滥用等），并探索出种种方案。人类不光可以有最不坏的政治（有限政府），还可以追求更好的政治（有效政府），不光要限制坏人做坏事，更要勉励好人做好事。
“七权分工”政治体制，是从中领土壤中生长出来一种制度模式。基本运行原则是分工协同，同时也有监视与制衡，是有效政府架构。
美国三权分立基本运行原则是分权制衡，同时也有大量的协调，是有限政府的架构。中国向导团体是专业治国团队，发生方式主要是逐级竞争性选拔，任职主要基于专业治理能力，筛选机制是实践磨练；美国向导团体是政客群体，发生方式主要是竞争性选举，任职主要基于选举能力，筛选机制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恒久执政使得中国决议具有恒久战略视野，同时通过党代会等机制举行自我调适，是一种累积性调适；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也组成了一种调整机制，可是泛起了摇摆效应。
讲坛现场[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37页，中国人民出书社，2003年。[2] C.J.Friedrich and Z.Brzeziniski,Totalitarian Dictorship andAutocrac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56. C.J.Friedrich,ed.,Totalilarian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Press,1954,P274.[3]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60); John W.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3)，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4] Richard Curt Kraus，The Party and the Arty in China: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 (State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Oxfor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4.[5]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14，第31页。
[6]参见Daniela Stockmann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Pierre F. Landry,Decentralized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Christopher Heurlin,Responsive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Mary E. Gallagher,Authoritarian Legality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Xi Chen ,Social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Timothy Hildebrandt,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3.[7]Jothie Rajah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Graeme Gill ,Building anAuthoritarian Po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Steven Levitsky &Lucan A.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YeişmArat & Şevket Pamuk,Turkey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9.[8]好比， “有适应能力的威权主义”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有韧性的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David Shambaugh）、“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Minxin Pei）、“革命性威权主义”（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 ，Liz Perry）、“弹性威权主义”（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 ，Jean-Pierre Cabestan）、“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Edward Friedman）、“正当的威权主义”（legitimate authoritarianism，Gunter Schubert）、“威权条件下卖力的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 under authoritarian condition，Linda Li）、“到场型威权”（authoritarian yet participatory，A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抗争性威权主义”（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议价型威权主义”（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回应性威权主义”（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财阀威权主义”（Plutocratic Authoritarianism）、“精英威权主义”（Elite Authoritarianism）等等。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14，第30-31页。杨志军：《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9]参见鄢一龙：《六权分工：中国政治体制归纳综合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集会通过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告宣布施行）[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章程》（2018年3月15日修订）[12]《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门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1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集会通过）[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
[15]马岭：《宪法中的军事权》，全文分三部门：《政法论丛》2011年第1期，《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法治论丛》2011年第2期。[16]许多学者对于美国政治体制已经举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奥斯特罗姆曾经基于《联邦党人文集》提出了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13个定理。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72-8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17]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四十七篇[18]参见Vile,Constitutionalism,pp.133-134;B.Manin,Checks,Balancesand powers: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Constitutional Debate of 1787,in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public,ed.B.Fontana,Cambridge,2006(1994).pp.27-62.[1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商务出书社，2012年。
[20] 汉密尔顿 等：《联邦党人文集》，五十一篇，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21] Francis Fukuyama, “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vetocracy,”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2, 2011,http://www.ft.com/intl/cms/s/0/d82776c6-14fd-11e1-a2a6-00144feabdc0.html#axzz28PC8kNpJ[22] http://www.nytimes.com/2012/04/22/opinion/sunday/friedman-down-with-everything.html?ref=opinion#[23]参见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314-355，中华书局，2011.[24] 汉密尔顿 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25]姜佳莹、胡鞍钢、鄢一龙：《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的——国家“十三五”计划实施评估(2016-2018)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26]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等：《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359页，中国人民出书社，2007年。[27]肩负历史重任 开创再起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降生记。
新华社，北京2017年10月24日电。[28]鄢一龙：《五年计划：一种国家目的治理体制》，文化纵横，2019年第3期。
[29]华盛顿：《离别演说》，《华盛顿选集》，商务出书社，303页，2012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流思想、交流履历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门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通报中国话语、中国气势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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